人類自有文明以來，就與暴力、欺騙、騷亂相伴而行。但對于一個簡單的問題，“何為罪？”不同國家地區，不同歷史階段，會給我們相異、甚至相反的解答。而同一種罪行，懲罰的手段、性質及目的，也截然不同。從街頭涂鴉到性侵，從連環殺人到公海劫掠及有組織犯罪，《以眼還眼》穿梭于人類歷史的隱秘角落，探索對于犯罪的界定及懲戒。立足于不同文明的橫覽視角，加之以歷史文明演進的縱覽視角，最終勾勒出全球化視角下罪與罰的當代圖景。硯塵
上世紀80年代，美國發生了一樁令輿論嘩然的案件：一位空手道教練拘禁并性侵了一名10歲男童，案件告破后，男童父親身藏手槍，在兇手押送途中將其擊斃。大眾紛紛替這位父親請愿，盡管他殺了人，但為兒子復仇的心情是普天之下護子心切的父母都能理解的。畢竟，孩子身心俱損，全家都要承受心理陰影，而在美國的法律下，等待兇手的至多是漫長的刑期。那么，我們不禁要問：為何不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呢？
美國犯罪學教授米歇爾·P·羅斯在《以眼還眼：犯罪與懲罰簡史》一書中，研究了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刑罰，不出所料的是，以眼還眼的確是法律尚不健全的時期，許多民族習慣采取的手段。在一些部落，兇手的刑期是由受害者家人所決定；而另一些部落則堅稱，要血債血償。澳大利亞昆士蘭地區的原住民采用“合法對抗”的方式規避家族世仇：允許被害人的親朋好友向兇手投擲長矛，兇手則持盾躲避，一旦后者流血受傷，無論傷情輕重，此事便作結。
今天能找到的最早以眼還眼書面記錄，則出現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漢謨拉比法典》上。殺人者可能要為死者償命，無關動機，端視死者是否自由民。雖然有時以眼還眼稍能解恨，譬如，受《法典》影響的巴基斯坦法律處決過一名連環殺手，以“扼殺、肢解、溶尸”的其人之道還治其身——有時也會牽連無辜者——若房屋倒塌，壓死了屋主的兒子，償命者是造屋者的兒子；若殺死一名女性，處死的是行兇者的女兒。
即使不同文化對犯罪行為的定義有出入，但普遍采取以眼還眼，似乎說明它是合乎普遍人性的。對上文中槍殺兇手的父親來說，讓兇手坐牢的懲罰太輕了，不足以抵償受害者之苦。反而是以眼還眼時代那些談攏了“價碼”的受害者家屬滿意度更高些。為何后來的刑罰發展不是在舊有基礎上完善“以眼還眼”的細則，而是發展出后來不同法系的差異、有了不同的刑罰標準？這恐怕是因為，刑罰不僅僅要考慮受害者的處境，更要結合社會現狀，包括對社會中其他群體的影響、文化認同、政治立場抑或經濟基礎。刑罰也不是獨立存在的，既要兼顧歷史、預判未來，也要放眼全球、找準位置。
刑罰的變遷史提供了許多例子，它的雙面屬性需立法者的權衡。比如字面意義上的嚴刑峻法似乎是積極的，它卻在很長時間內成為“依身份量刑”的代名詞，成為壓垮勞苦大眾的最后一根稻草。又如，公開對罪犯實施血腥的肉刑野蠻而不人性，它確乎威懾了潛在的犯罪者。過去廣泛接受的行為，會隨價值觀的改變更迭，如曾被許多社會認可的奴隸制度，而今再無主權國家公開支持。還有過去不常見的新型犯罪、規模和影響更大的跨國犯罪，又帶來了新的挑戰，法律勢必要作出調整。
在空間上，可以想見，殖民地的法律或會受昔日殖民者的影響，但如今，它也不盡然是個單向的過程。全球化帶來的跨越國界的新思想，被羅斯稱為“‘全球思維’在各種與之并不兼容的環境中得到的‘本土應用’”。時間維度的古為今用亦是刑事官員們找尋新思路的素材庫，美國有些地區便以史為鑒，采用了“公示性懲罰”來羞辱那些招妓者、虐妻者。
考量諸因素，不斷完善刑罰的有效性，并不意味著徹底揮別了以眼還眼的簡單粗暴，在有些法律中，以儆效尤的觀念依舊盛行；也不意味著刑罰趨近于令大多數人滿意，人權組織的奔走和嚴懲兇手的義憤皆未停歇。正如本書“引言”所說：一個社會的刑法主要著眼于該社會及其統治者的核心價值、道德和原則。事實上，在有些文化中，最初的文字記錄或文學作品正是以行為準則和法典的形式流傳至今，且往往伴隨著一系列懲罰條款。將行為定罪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且對罪行種類或個人罪行與國家暴力的區分只有在相對成熟的社會中才適用。在史前社會，罪犯由該地區的公眾進行審判和懲罰，因為人們認為，罪犯的行為危害了整個地區。
“放眼全球，社會與社會間千差萬別，各個社會所定義的罪行大相徑庭，迄今猶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