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就要開了，女孩一直看著男孩離開，..
張純如：用生命照亮人類的歷史
2004年11月9日，一位年輕的華裔女作家在美國加州用一把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突然離去震驚了整個世界。據不完全統計，僅在美國，就有230多家報紙、電臺、電視臺播放了這一消息，并向這位年輕的華裔女子致以敬意，這在近年是非常罕見的。近年來，還沒有哪一位華人的去世在美國引起如此之大的震動。
她就是張純如，《南京暴行——被遺忘的二戰中的大屠殺》（又譯作《南京大屠殺》）一書的作者，繼《喜福會》作者譚恩美之后第二位進入美國暢銷書榜的華裔作家，與籃球天才姚明、鋼琴家郎朗一起被美國華文媒體譽為“最引人矚目的在美華人青年”。張純如的突然辭世，不僅在北美大地產生了很大的反響，也讓萬里之外的國人感到不同尋常的震撼。一段時間以來，國內各個媒體都在醒目位置刊出了她的照片和生平。就在這位女作家自殺的消息刊出后短短幾小時，各大網站就出現了成千上萬的帖子，并且是一片崇敬、嘆息之聲。人們為什么對這位女作家如此惋惜和哀悼呢？在大量的悼念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
在她短暫的一生中，忍受著巨大的精神痛苦，卻留給了我們整個民族一段難忘的記憶。憑借這一記憶，提醒更多的美國人、加拿大人和西方社會，讓他們了解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在亞洲那塊古老又多災多難的土地上，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曾遭受過怎樣的人間浩劫，又有著如何難以形容的刻骨銘心的傷痛。而又因為這傷痛，使無數海外華人即使分散在世界各地，也能在一呼一吸之間感覺到彼此的血脈相聯。張純如讓我們無法忘記，我們是誰，我們來自哪里。
這里所說的記憶，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侵略者在中國南京制造的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而張純如最為引人注目之處，就是她為南京30萬冤魂的警世呼喊。1997年出版的《南京暴行》在一個月內就打入美國最受重視的《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并被評為年度最受讀者喜愛的書籍。在《洛杉磯時報》、《今日美國》等著名暢銷書欄中，《南京暴行》也是榜上有名。美國《新聞周刊》對這本書的評論是：對二戰中最令人發指的一幕作了果敢的回顧，改變了所有英語國家都沒有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事件詳細記載的狀況。1998年，美國華裔婦女協會為張純如授予“年度優秀婦女獎”。純如由此也成為美國主流社會承認的公眾人物，她曾是美國《讀者文摘》的封面人物，獲得許多大學和組織的榮譽證書，她還為《紐約時報》、《新聞周刊》等主流媒體撰寫了大量評論和文章。
一
1968年3月28日，張純如出生在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一個華裔移民家庭中。純如的母都是中國人，祖父張鐵君原籍南京，是從中國內地移居臺灣的著名報人、政論家，父親張紹進1959年從臺大物理系畢業，母親張盈盈畢業于臺大農化系。20世紀60年代，張紹進來到普林斯頓大學攻讀碩士，張純如就是這個時候來到了人。后來，純如的父母雙雙在哈佛大學拿到了博士學位，張紹進應聘到伊利諾伊大學任物理學教授，他在1988年發表的專著《量子場論》在美國理論物理學術界頗有影響。張盈盈則一直從事生物化學的研究工作，曾經義務擔任過3年中文學校校長。
純如之名出自《論語》：“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也，如也，繹如也，以成。”純如，意思是和諧美好，既有父母思念故國的情懷，也有父母對這個女兒所寄托的期許。在伊利諾伊州的香檳厄巴納長大后，張純如來到伊利諾伊大學攻讀計算機專業，這所大學的電機系是全美最知名的。到20歲時，她放棄了即將到手的計算機學位，毅然轉學新聞專業。1989年從伊利諾伊大學新聞系畢業后，她先是在美聯社和《芝加哥論壇報》擔任記者，又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寫作碩士學位，從此開始了專業寫作的道路。她的第一本書《蠶絲——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森》廣受好評，也因此贏得了美國麥克阿瑟基金會“和平與國際作計劃獎”，并獲得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太平洋文化基金會等贊助。 1988年，在伊利諾伊大學的一次聯誼會上，明眸亮齒、身材高挑的張純如與白人男孩道格拉斯一見鐘情，從此陷入了愛河。一年后，兩人在第一次相遇的地方訂婚。1991年8月17日，23歲的張純如與當時已在硅谷擔任工程師的道格拉斯結婚，組成了一個幸福家庭。就在兩年前，她生下了一個可愛的兒子克里斯托弗。在這個由不同種族組成的家庭里，純如的生活是幸福美滿的。她曾說，自己的丈夫是“最好的朋友、經濟籌劃人、精神咨詢家”。純如對自己的“早婚”行為也感到很滿意：“我認為，早婚對我的事業很有幫助，這樣我就把那些花在約會這些事情上的精力和時間放在寫作上。”道格拉斯則回憶說，兩人都是事業心很重的人，“我們相處得很愉快，她愛好運動，做美容，看電影，特別喜歡按摩。我們經常聊天，但她比我健談得多，她總是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她的口才很好，能緊緊地抓住聽眾。” 二 性格文靜的張純如從小就喜歡寫作，喜歡這種自由表達的方式。在她看來，寫作是傳播社會良知，真正的作家不是玩文字游，而要通過文字來傳達社會所需要的思想和感情。在童年的時候，純如與父母談話時，父母經常提到遙遠的1937年，在大洋彼岸一個叫南京的城市里發生了些什么，她的祖父如何逃離那個人間地獄，滔滔長江水如何被鮮血染成了紅色。1994年12月，當張純如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殺的黑白照片時，更是感到了無比的憤怒。的確南京，的確存在大屠殺，但是為什么有人否認它，而且在所有的英文非小說類書籍里，居然沒有一本提及這段本不應該被遺忘的歷史？純如為這一現象震驚了，幾乎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卻無人知曉日本人在中國進行的大屠殺。南京大屠殺然是人類歷史上最駭人的一幕悲劇，但“除非有人迫使這個世界去記住它，否則它就像計算機程序中的一個無害的小錯，也許會，又也許不會起任何問題。”想到這里，她感到陣陣心悸。 對于在美國這樣的物質社會來說，一個年輕女孩花幾年時間去寫一本歷史著作，在很多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年輕人都要爭分奪秒地奮斗賺錢、成家立業。不過，這位當時只有25歲的女孩有一個念頭：“這本書能不能賺錢我不管，對我來說，我就是要讓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發生的事情。”《南京暴行》版后，她對美國讀者的熱情反應也感到意外，她說，“這本書雖然重要，但我以為只會得到圖書館的垂青。”但純如也相信，最終真相將大白于天下，真相是不毀滅的，真相是有國界的。大家要同心協力，以確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記。 純如一直認為，寫作是一項繁瑣而耗費心力的職業，寫作本身就是不斷改寫的過程，無論寫作真實或虛構的故事，百分之九十的精力需要花在收集資料和研究上。純如收集了來自中文、日文、德文英文的資料，及一些從未出版的日記、筆記、信函、政府報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閱了東京戰犯審判記錄稿，也通過書信聯系日本的二戰老兵。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與純如有過多次交往，他一直很欽佩張純如的執著、求知和追求真相的勇氣。他在評價《南京暴行》一書時就說，很時間以來，西方國家只知道納屠殺猶太人，不知道侵華日軍在二戰中曾經瘋狂地屠殺中國人，國際輿論只譴責納粹在二戰中的暴行，很少抨擊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中的暴行。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自二戰勝利以來的幾十年光陰中，在西方主流社會中有關日軍侵華史實的宣傳太少，聲音太弱。而此時有這么一個柔弱女子愿意站出來，這種精神實在難能可貴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王衛星曾幫助張純如收集了量的史實資料。他回憶說，1995年7月，張純如在南京待了25天左右，“她那時才27歲，由于氣候不適應，經常感冒，但她工作卻一點都不耽誤。當時南京的天氣很熱，她不顧自己的身體，把大部分時間用在采訪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尋訪日軍暴行發生地以及翻閱國內資料上，每天工作時間達10小時以上。”當時擔任純如翻譯的楊夏鳴副教授回憶說：“她的中文一般，不能讀懂中文資料，所以我要逐字逐句為她翻譯。她很認真，更十分嚴謹，常常用美國材料與中文材料核對事實。她聽不大懂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方言，但她全錄下來。她這個人通常會打破砂鍋問到底，有時真覺得她有些偏執。”在南京調查的日子里，陪伴純如的還有前任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副館長段月萍。段老回憶說，“她當時很瘦弱，明顯不能適夏季火爐南京的天氣，但她每天的工作時間仍然超過10小時，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尋訪、翻閱資料。由于不會讀、寫中文，她對我提出的著書意見也很尊重，令我十分感動。很快，我們就由工作關系變為很好的朋友。她回國后，我們還經常通信。記得那時，她告訴我她最崇拜的人是曾在南京大屠殺中保護了很多婦女免遭日軍蹂躪的沃特林女士。沒想到，9年后，她竟選擇了與沃特林同樣的方式來結束生命。” 在收集資料過程中，張純如最大的收獲便是使中國人民找到了“中國的辛德勒”——約翰·拉貝先生，找到了拉貝詳細記錄南京大屠殺的日記。今天，詳細記錄了五百多起慘案的《拉貝日記》已經被翻譯成中、英、日各種文字，保存在德、日、美、中等國檔案館里，成為歷史的見證。當時，純如在美國耶魯大學圖書館查閱資料時，發現了有關拉貝的一些文獻資料，她還通過各種途徑了解到，拉貝的一位外孫女萊因哈特還活著，并與萊因哈特取得了聯系，這才知道，拉貝有一封寫給希特勒的關于日軍暴行的報告，并且還有一本關于日軍暴行的日記。在《南京暴行》一書中人們可以看到，日軍在南京大肆屠殺、強暴婦女時，連擔任南京納粹黨主席的拉貝也無法忍受，他帶著二十多位外國人士成立了南京安全區，揮舞納粹的?畚字臂章作為護身符，拯救了25萬南京居民。回到德國后，拉貝向希特勒遞交了一份報告，期望德國能夠施壓促使日本改變對中國的政策，結果卻遭到蓋世太保逮捕審訊，嚴令他在這個問題上保持沉默。二戰結束后，拉貝又因為納粹的身份受到盟軍的審判，失去了工作，生活困頓不堪。雖然南京人民在得知這一消息后為他集資寄去大量食品，但拉貝很快就在1950年去世了。純如曾說：“當我打電話告訴父親拉貝的故事，并給他念一段拉貝的日記時，我父親感動得眼淚都流出來了，稱拉貝是個英雄。” 純如發現的不只是《拉貝日記》，還有一份重要的史料：《沃特林日記》。20世紀30年代，明妮·沃特林女士擔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院長和教育系主任，身后留下了一部日記，其中詳細記載了她親身經歷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以及此后數年間日軍在南京實施殖民統治的情況。由于保護了大量南京婦女免受日本侵略軍的蹂躪，沃特林女士一直為南京市民所銘記，也是純如最為崇拜的人。不過，這些日記卻在美國耶魯大學特藏室里沉睡多年。純如走了，但她發現的《拉貝日記》、《沃特林日記》與《南京暴行》一道，都成為向世界人民昭示侵華日軍南京暴行的鐵證。 三 眾所周知，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背景是非常復雜的，在這部極為嚴肅的著作震驚美國和整個世界的同時,也必然引起了某些無端質疑和粗暴指責，特別是對于不少不愿正視歷史的日本人而言，張如的書無疑是“公然挑釁”。在這種情形下，《南京暴行》一也讓張純如成為積極參與維護抗日戰爭史實的社會活動家，以及抨擊日本掩蓋歷史可恥行徑的斗士。她經常應美國一些社團的邀請發表演講，敦促日本政府反省史，汲取歷史教訓，以免重蹈覆轍。 1998年，日本駐美大使齊藤邦彥公開發表聲明，污蔑《南京暴行》是“非常錯誤的描寫”。這一聲明立即遭到中國駐美大使館、美國出版商和各類美國華僑團體的同聲抗議，并敦促日本府撤換大使一職。針對日本大使的聲明，張純如在接受采訪時指出：“我不知道這聲明是代表大使個人的意見，還是代表日本政府的觀點。齊藤邦彥的聲明引起了我的出版商、中國駐美大使館以及種不同華人團體的抗議，有些甚至強烈要求日本政府罷免齊藤邦彥的官職。我也通過傳媒，邀請這位日本大使先生在國家電視臺公開討論我的書，但至今未得到對方的回應。”在后來與這位日本大使一同接受“吉姆·里勒爾新聞節目”電視訪談時，日本大使居然含糊地宣稱日本政府“多次為日軍成員犯下的殘酷暴行道歉”，張純如當場指出，正是日本使用的含混字眼使中國人感到憤怒。她還重申了自己寫作《南京暴行》的兩個基本觀點：一是日本政府從未為南京大屠殺做過認真的歉；二是在過去幾十年中，日本政府在學校教科書中從來就是掩蓋、歪曲和淡化南京大屠殺。純如說，只有認罪，日本才會變成一個更好的民族。不過，由于受到日本右翼勢力的威脅，迄今還沒有一家日本出版社敢于出版《南京暴》的日文版。
2001年7月31日，張純如和洛杉磯民權律師費希爾在《洛杉磯時報》發表署名文章，批評日本政府拒絕向成千上萬遭受日本軍人之害的慰安婦道歉賠償，還言辭激烈地批評了美國政府對日本侵略罪行的姑息養奸。張純如和費希爾指出：“人們都會認為，一個對沖繩婦女遭強暴感到憤怒的國家，會非常關心其自己國家士兵在二戰中大規模強暴婦女的歷史。但到今天為止，日本政府拒絕韓國、中國和其他國家修改日本歷史教科書的要求。這些教科書掩飾日本在二戰時的侵略暴行，其中包括30年代和40年代對慰安婦的大規模的強暴。”文章指出，當年日軍強迫來自中國、韓國和菲律賓等國的二十多萬婦女和女孩子充當慰安婦。慰安婦每天最多要為四十多名日軍提供性服務，嘗試逃跑的慰安婦慘遭殺害，許多慰安婦自殺，幸存的慰安婦一輩子都生活在身心創傷之中。張純如和費希爾指出，從二戰結束到1994年，日本政府一直拒絕承認慰安婦的存在。但是，據歷史學家發現的歷史文件，1932年起就有慰安婦的政策。歷史文件還揭露，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之中，有2至7萬中國婦女遭到日軍強暴。在此之后，日本政府才不得不面對慰安婦的歷史事實，但拒絕向慰安婦做任何賠償。 四 在純如辭世前，正在進行她的第四本書的工作。這本書主要是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菲律賓巴丹半島和日軍作戰的美軍坦克營官兵，他們后來被日軍拘禁并殘忍虐待。在一次去菲律賓做調查的旅行中，身心崩潰的純如患上了郁癥，曾一度不得不住院治療，此后，她一直承受著抑郁癥的折磨。許多學者認為，從《南京行》到她新近寫作的美國二戰被俘軍人受日軍虐待的歷史，都是盡顯人性惡劣、殘忍血腥的歷史這些內容也與張純如的病因不無關聯。在《南京暴行》的寫作過程中，純如就經常“氣得發抖、失眠噩夢、體重減輕、頭發掉落”。也有人說，對人類的絕望是純如自殺的主要原因。張純如曾說，寫作使得她對人性有了新的認識那就是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既有做出最偉大事業的潛能，也有犯下最邪惡罪行的潛能–人性中扭曲的東西會使最令人難以言說的罪惡在瞬間變成平常瑣事。讀過她的書，許多讀者會對人類的獸性和丑惡，產生憤怒與絕望。作為作者，純如是在長期忍受這種憤怒而又絕望的煎，她的憂郁癥也許早已埋下了根苗。 純如辭世后，她的出版經紀人蘇姍·拉比納說：“我和她經常通話，最近她告訴我，她無法繼續完成這寫作計劃了。很顯然，她感到很悲傷。”純如的丈夫道格拉斯也認為，是工作害了她。她多年來調查日軍二戰時期的暴行，從《南京暴行》到她近來準備寫的新書，接觸的全都是無比殘忍和血腥的歷史事實，一個個悲慘故事反反復復地讓她陷入痛苦深淵，加上艱苦的采訪和寫作，最終導致她崩潰。道格拉斯還說，純如是工作狂，工作異常投入，“她總是把自己推向極限，經工作到累倒為止。”張純如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習慣，她每天下午5時起床，晚上等丈夫睡覺后開始寫作，直到丈夫早上8時上班，她才去睡覺。這樣，她可確保寫作時的投入，不受任何外界影響。2004年8月，張純如飛往肯塔基州采訪，但一抵目的地就病倒了，住院治療三天后飛回舊金山。工作不順讓她很沮喪，她開始接受心理治療，但她放不下手頭的工作，很快又埋頭整理寫作材料。此后，張純如精神狀態時好時壞，9月就有過一次自的苗頭。到了10月，她的身體和精神狀態惡化，無法照顧幼子，夫婦倆將兒子送到伊利諾伊州的外公外婆家照看。但是，悲劇最終還是發生了。純如死前留下了一張紙條，要求家人記住她生病前的樣子，她說：“我曾認真生活，為目標、寫作和家人真誠奉獻過。”她的遺體葬在加州洛斯蓋多圣安東尼牧場的天堂之門公墓，墓碑上寫有這樣的話：“摯愛的妻和母親，作家、歷史家，人權斗士。” 本文摘自《讀者》2005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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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如之名出自《論語》：“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也，如也，繹如也，以成。”純如，意思是和諧美好，既有父母思念故國的情懷，也有父母對這個女兒所寄托的期許。在伊利諾伊州的香檳厄巴納長大后，張純如來到伊利諾伊大學攻讀計算機專業，這所大學的電機系是全美最知名的。到20歲時，她放棄了即將到手的計算機學位，毅然轉學新聞專業。1989年從伊利諾伊大學新聞系畢業后，她先是在美聯社和《芝加哥論壇報》擔任記者，又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寫作碩士學位，從此開始了專業寫作的道路。她的第一本書《蠶絲——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森》廣受好評，也因此贏得了美國麥克阿瑟基金會“和平與國際作計劃獎”，并獲得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太平洋文化基金會等贊助。 1988年，在伊利諾伊大學的一次聯誼會上，明眸亮齒、身材高挑的張純如與白人男孩道格拉斯一見鐘情，從此陷入了愛河。一年后，兩人在第一次相遇的地方訂婚。1991年8月17日，23歲的張純如與當時已在硅谷擔任工程師的道格拉斯結婚，組成了一個幸福家庭。就在兩年前，她生下了一個可愛的兒子克里斯托弗。在這個由不同種族組成的家庭里，純如的生活是幸福美滿的。她曾說，自己的丈夫是“最好的朋友、經濟籌劃人、精神咨詢家”。純如對自己的“早婚”行為也感到很滿意：“我認為，早婚對我的事業很有幫助，這樣我就把那些花在約會這些事情上的精力和時間放在寫作上。”道格拉斯則回憶說，兩人都是事業心很重的人，“我們相處得很愉快，她愛好運動，做美容，看電影，特別喜歡按摩。我們經常聊天，但她比我健談得多，她總是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她的口才很好，能緊緊地抓住聽眾。” 二 性格文靜的張純如從小就喜歡寫作，喜歡這種自由表達的方式。在她看來，寫作是傳播社會良知，真正的作家不是玩文字游，而要通過文字來傳達社會所需要的思想和感情。在童年的時候，純如與父母談話時，父母經常提到遙遠的1937年，在大洋彼岸一個叫南京的城市里發生了些什么，她的祖父如何逃離那個人間地獄，滔滔長江水如何被鮮血染成了紅色。1994年12月，當張純如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殺的黑白照片時，更是感到了無比的憤怒。的確南京，的確存在大屠殺，但是為什么有人否認它，而且在所有的英文非小說類書籍里，居然沒有一本提及這段本不應該被遺忘的歷史？純如為這一現象震驚了，幾乎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卻無人知曉日本人在中國進行的大屠殺。南京大屠殺然是人類歷史上最駭人的一幕悲劇，但“除非有人迫使這個世界去記住它，否則它就像計算機程序中的一個無害的小錯，也許會，又也許不會起任何問題。”想到這里，她感到陣陣心悸。 對于在美國這樣的物質社會來說，一個年輕女孩花幾年時間去寫一本歷史著作，在很多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年輕人都要爭分奪秒地奮斗賺錢、成家立業。不過，這位當時只有25歲的女孩有一個念頭：“這本書能不能賺錢我不管，對我來說，我就是要讓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發生的事情。”《南京暴行》版后，她對美國讀者的熱情反應也感到意外，她說，“這本書雖然重要，但我以為只會得到圖書館的垂青。”但純如也相信，最終真相將大白于天下，真相是不毀滅的，真相是有國界的。大家要同心協力，以確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記。 純如一直認為，寫作是一項繁瑣而耗費心力的職業，寫作本身就是不斷改寫的過程，無論寫作真實或虛構的故事，百分之九十的精力需要花在收集資料和研究上。純如收集了來自中文、日文、德文英文的資料，及一些從未出版的日記、筆記、信函、政府報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閱了東京戰犯審判記錄稿，也通過書信聯系日本的二戰老兵。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與純如有過多次交往，他一直很欽佩張純如的執著、求知和追求真相的勇氣。他在評價《南京暴行》一書時就說，很時間以來，西方國家只知道納屠殺猶太人，不知道侵華日軍在二戰中曾經瘋狂地屠殺中國人，國際輿論只譴責納粹在二戰中的暴行，很少抨擊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中的暴行。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自二戰勝利以來的幾十年光陰中，在西方主流社會中有關日軍侵華史實的宣傳太少，聲音太弱。而此時有這么一個柔弱女子愿意站出來，這種精神實在難能可貴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王衛星曾幫助張純如收集了量的史實資料。他回憶說，1995年7月，張純如在南京待了25天左右，“她那時才27歲，由于氣候不適應，經常感冒，但她工作卻一點都不耽誤。當時南京的天氣很熱，她不顧自己的身體，把大部分時間用在采訪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尋訪日軍暴行發生地以及翻閱國內資料上，每天工作時間達10小時以上。”當時擔任純如翻譯的楊夏鳴副教授回憶說：“她的中文一般，不能讀懂中文資料，所以我要逐字逐句為她翻譯。她很認真，更十分嚴謹，常常用美國材料與中文材料核對事實。她聽不大懂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方言，但她全錄下來。她這個人通常會打破砂鍋問到底，有時真覺得她有些偏執。”在南京調查的日子里，陪伴純如的還有前任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副館長段月萍。段老回憶說，“她當時很瘦弱，明顯不能適夏季火爐南京的天氣，但她每天的工作時間仍然超過10小時，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尋訪、翻閱資料。由于不會讀、寫中文，她對我提出的著書意見也很尊重，令我十分感動。很快，我們就由工作關系變為很好的朋友。她回國后，我們還經常通信。記得那時，她告訴我她最崇拜的人是曾在南京大屠殺中保護了很多婦女免遭日軍蹂躪的沃特林女士。沒想到，9年后，她竟選擇了與沃特林同樣的方式來結束生命。” 在收集資料過程中，張純如最大的收獲便是使中國人民找到了“中國的辛德勒”——約翰·拉貝先生，找到了拉貝詳細記錄南京大屠殺的日記。今天，詳細記錄了五百多起慘案的《拉貝日記》已經被翻譯成中、英、日各種文字，保存在德、日、美、中等國檔案館里，成為歷史的見證。當時，純如在美國耶魯大學圖書館查閱資料時，發現了有關拉貝的一些文獻資料，她還通過各種途徑了解到，拉貝的一位外孫女萊因哈特還活著，并與萊因哈特取得了聯系，這才知道，拉貝有一封寫給希特勒的關于日軍暴行的報告，并且還有一本關于日軍暴行的日記。在《南京暴行》一書中人們可以看到，日軍在南京大肆屠殺、強暴婦女時，連擔任南京納粹黨主席的拉貝也無法忍受，他帶著二十多位外國人士成立了南京安全區，揮舞納粹的?畚字臂章作為護身符，拯救了25萬南京居民。回到德國后，拉貝向希特勒遞交了一份報告，期望德國能夠施壓促使日本改變對中國的政策，結果卻遭到蓋世太保逮捕審訊，嚴令他在這個問題上保持沉默。二戰結束后，拉貝又因為納粹的身份受到盟軍的審判，失去了工作，生活困頓不堪。雖然南京人民在得知這一消息后為他集資寄去大量食品，但拉貝很快就在1950年去世了。純如曾說：“當我打電話告訴父親拉貝的故事，并給他念一段拉貝的日記時，我父親感動得眼淚都流出來了，稱拉貝是個英雄。” 純如發現的不只是《拉貝日記》，還有一份重要的史料：《沃特林日記》。20世紀30年代，明妮·沃特林女士擔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院長和教育系主任，身后留下了一部日記，其中詳細記載了她親身經歷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以及此后數年間日軍在南京實施殖民統治的情況。由于保護了大量南京婦女免受日本侵略軍的蹂躪，沃特林女士一直為南京市民所銘記，也是純如最為崇拜的人。不過，這些日記卻在美國耶魯大學特藏室里沉睡多年。純如走了，但她發現的《拉貝日記》、《沃特林日記》與《南京暴行》一道，都成為向世界人民昭示侵華日軍南京暴行的鐵證。 三 眾所周知，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背景是非常復雜的，在這部極為嚴肅的著作震驚美國和整個世界的同時,也必然引起了某些無端質疑和粗暴指責，特別是對于不少不愿正視歷史的日本人而言，張如的書無疑是“公然挑釁”。在這種情形下，《南京暴行》一也讓張純如成為積極參與維護抗日戰爭史實的社會活動家，以及抨擊日本掩蓋歷史可恥行徑的斗士。她經常應美國一些社團的邀請發表演講，敦促日本政府反省史，汲取歷史教訓，以免重蹈覆轍。 1998年，日本駐美大使齊藤邦彥公開發表聲明，污蔑《南京暴行》是“非常錯誤的描寫”。這一聲明立即遭到中國駐美大使館、美國出版商和各類美國華僑團體的同聲抗議，并敦促日本府撤換大使一職。針對日本大使的聲明，張純如在接受采訪時指出：“我不知道這聲明是代表大使個人的意見，還是代表日本政府的觀點。齊藤邦彥的聲明引起了我的出版商、中國駐美大使館以及種不同華人團體的抗議，有些甚至強烈要求日本政府罷免齊藤邦彥的官職。我也通過傳媒，邀請這位日本大使先生在國家電視臺公開討論我的書，但至今未得到對方的回應。”在后來與這位日本大使一同接受“吉姆·里勒爾新聞節目”電視訪談時，日本大使居然含糊地宣稱日本政府“多次為日軍成員犯下的殘酷暴行道歉”，張純如當場指出，正是日本使用的含混字眼使中國人感到憤怒。她還重申了自己寫作《南京暴行》的兩個基本觀點：一是日本政府從未為南京大屠殺做過認真的歉；二是在過去幾十年中，日本政府在學校教科書中從來就是掩蓋、歪曲和淡化南京大屠殺。純如說，只有認罪，日本才會變成一個更好的民族。不過，由于受到日本右翼勢力的威脅，迄今還沒有一家日本出版社敢于出版《南京暴》的日文版。
2001年7月31日，張純如和洛杉磯民權律師費希爾在《洛杉磯時報》發表署名文章，批評日本政府拒絕向成千上萬遭受日本軍人之害的慰安婦道歉賠償，還言辭激烈地批評了美國政府對日本侵略罪行的姑息養奸。張純如和費希爾指出：“人們都會認為，一個對沖繩婦女遭強暴感到憤怒的國家，會非常關心其自己國家士兵在二戰中大規模強暴婦女的歷史。但到今天為止，日本政府拒絕韓國、中國和其他國家修改日本歷史教科書的要求。這些教科書掩飾日本在二戰時的侵略暴行，其中包括30年代和40年代對慰安婦的大規模的強暴。”文章指出，當年日軍強迫來自中國、韓國和菲律賓等國的二十多萬婦女和女孩子充當慰安婦。慰安婦每天最多要為四十多名日軍提供性服務，嘗試逃跑的慰安婦慘遭殺害，許多慰安婦自殺，幸存的慰安婦一輩子都生活在身心創傷之中。張純如和費希爾指出，從二戰結束到1994年，日本政府一直拒絕承認慰安婦的存在。但是，據歷史學家發現的歷史文件，1932年起就有慰安婦的政策。歷史文件還揭露，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之中，有2至7萬中國婦女遭到日軍強暴。在此之后，日本政府才不得不面對慰安婦的歷史事實，但拒絕向慰安婦做任何賠償。 四 在純如辭世前，正在進行她的第四本書的工作。這本書主要是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菲律賓巴丹半島和日軍作戰的美軍坦克營官兵，他們后來被日軍拘禁并殘忍虐待。在一次去菲律賓做調查的旅行中，身心崩潰的純如患上了郁癥，曾一度不得不住院治療，此后，她一直承受著抑郁癥的折磨。許多學者認為，從《南京行》到她新近寫作的美國二戰被俘軍人受日軍虐待的歷史，都是盡顯人性惡劣、殘忍血腥的歷史這些內容也與張純如的病因不無關聯。在《南京暴行》的寫作過程中，純如就經常“氣得發抖、失眠噩夢、體重減輕、頭發掉落”。也有人說，對人類的絕望是純如自殺的主要原因。張純如曾說，寫作使得她對人性有了新的認識那就是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既有做出最偉大事業的潛能，也有犯下最邪惡罪行的潛能–人性中扭曲的東西會使最令人難以言說的罪惡在瞬間變成平常瑣事。讀過她的書，許多讀者會對人類的獸性和丑惡，產生憤怒與絕望。作為作者，純如是在長期忍受這種憤怒而又絕望的煎，她的憂郁癥也許早已埋下了根苗。 純如辭世后，她的出版經紀人蘇姍·拉比納說：“我和她經常通話，最近她告訴我，她無法繼續完成這寫作計劃了。很顯然，她感到很悲傷。”純如的丈夫道格拉斯也認為，是工作害了她。她多年來調查日軍二戰時期的暴行，從《南京暴行》到她近來準備寫的新書，接觸的全都是無比殘忍和血腥的歷史事實，一個個悲慘故事反反復復地讓她陷入痛苦深淵，加上艱苦的采訪和寫作，最終導致她崩潰。道格拉斯還說，純如是工作狂，工作異常投入，“她總是把自己推向極限，經工作到累倒為止。”張純如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習慣，她每天下午5時起床，晚上等丈夫睡覺后開始寫作，直到丈夫早上8時上班，她才去睡覺。這樣，她可確保寫作時的投入，不受任何外界影響。2004年8月，張純如飛往肯塔基州采訪，但一抵目的地就病倒了，住院治療三天后飛回舊金山。工作不順讓她很沮喪，她開始接受心理治療，但她放不下手頭的工作，很快又埋頭整理寫作材料。此后，張純如精神狀態時好時壞，9月就有過一次自的苗頭。到了10月，她的身體和精神狀態惡化，無法照顧幼子，夫婦倆將兒子送到伊利諾伊州的外公外婆家照看。但是，悲劇最終還是發生了。純如死前留下了一張紙條，要求家人記住她生病前的樣子，她說：“我曾認真生活，為目標、寫作和家人真誠奉獻過。”她的遺體葬在加州洛斯蓋多圣安東尼牧場的天堂之門公墓，墓碑上寫有這樣的話：“摯愛的妻和母親，作家、歷史家，人權斗士。” 本文摘自《讀者》2005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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