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門的老租客退房之后，住進了一位女..
愛到深處是不忍
父親40歲時有了我，我40歲時沒了父親。父親三年前患癌癥，去年端午節的第二天逝世，天剛蒙蒙亮。也許父親直到最后離開我們時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疾病奪去了自己的生命，這是我和父親之間最大的秘密。我不知道這樣做是不是對得起老人家一世的誠信。我偷偷地把眼淚往肚里咽。
父親的周年忌日快到了，我又想起這骨肉間慘痛的一幕。他的最后一面我沒見著，哥哥說，父親曾經特意叮囑他，讓他盡量設法，在他走的那一刻不要叫我在場。到底為了什么呀，父親？多么殘酷的一個謎啊！我非常難過。
閻綱先生的《我吻女兒的前額》、《三十八朵荷花》感人至深，一次開會遇到閻綱，我問先生：閻荷走的時候最后要沒要見見她的女兒絲絲？他說沒有，“她執意不見，生怕嚇著孩子，也怕孩子難受。”
我的心猛一抽搐，繼而釋然——父親拒不見我，撇下我走了，完全是有意！
人在最后的時刻，縱然是死，也總得撐著一口氣，見上一面自己最為牽掛的親人，我哪知道，愛到深處是不忍！
父親很少談及自己的歷史，他的人生對我其實是一個謎。彼此深愛著的父女，直到生離死別，竟然煞費苦心、諱莫如深，決意將秘密埋入地下。1924年，父親生于冀中平原一戶殷實的農家，兄弟姐妹十人，父親行三。他膚白眼大，身長貌美，常取紅白喜事中金童的角色。他15歲離開私塾進城當學徒，其實是參加革命。我只知道他從事地下工作，至于地下工作怎么神秘、怎么危險，以后怎么被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牢牢拴住，最后又怎么平反昭雪說是冤假錯案，風云變幻、一生榮辱，父親也像做地下工作那樣上瞞父母下瞞妻女。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相逢一笑泯恩仇。”他總是這樣對付我的好奇。我想，他是不想把遭受精神摧殘后的劇痛留給我。
父親達觀幽默，待人接物細致周到，同事、朋友、鄰居沒有不喜歡他的。但全家人還是揶揄他一生有三大“失誤”：一是為子女起名。1955年，姐姐出生，名“麗偉”，社會主義國家壯麗偉大；1958年，哥哥出生，名“躍偉”，歡呼大躍進的偉大；1963年，為我起名“衛寧”，保衛列寧主義。我對父親說，你看看這三個名字，緊跟社會潮流，政治色彩濃厚，缺乏文化底蘊。父親說，這正是我一輩子干革命的紅色烙印。二是鼓動姐姐上山下鄉。1974年，姐姐“中榜”，全市人民敲鑼打鼓歡送她們，父親對落淚的母親連連說：“第一批光榮，第一批光榮！”盡管幾年后知識青年大返城時姐姐又回到了我們身邊，但她錯過了太多的機會。三是不讓哥哥考大學。哥哥高中畢業后進了工廠，父親說他最滿意的就是讓兒女們當工人，當農民，心里踏實。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父親阻止哥哥報考，說工人有一技之長，不管搞什么運動都會有飯吃；不要當知識分子，不管什么運動來了都跑不了。1978年，幸虧母親的支持、我的鼓動，哥哥瞞著父親考上大學，進了一所部隊院校，現在成了大校。
記憶追溯到久遠。4歲那年，我隨父母上街，不幸走失，父親找到我后緊緊地把我抱住，不停地說：“幸虧寧寧穿了一件紅衣裳！幸虧寧寧穿了一件紅衣裳！”此刻的父親，個高，體瘦，一頭濃密的黑發，藍褲白衣，急急促促，一種從未有過的激動。我抱恨父親把我弄丟，就往他的領子上蹭眼淚，使勁地蹭，想把他的白領子蹭臟，但卻不知不覺記住了父親身上的氣味！這一記就再也沒有忘。父親從那天起好像落下病根，只要見我出遠門，必囑我穿紅衣裳。
父親常自豪地對別人夸我5歲時第一次為他做的飯——一飯盒沒煮熟的大餡餃子，厚厚的皮兒包著沒剁爛沒擱油的白菜渣子。那時國家正處于一個特殊的政治年代，父親被監督勞動，從卡車上往下卸水泥，一不小心摔了下來，腰部受傷，住院治療。病房里還住著其他兩個病人。父親分別給二人起了外號，頭小腹大的叫鴨梨；頭大腹小叫的大頭。父親挑出沒餡的讓我遞給鴨梨，說肚子太大的人只配吃沒肚子的；又挑出個頭兒特小的讓我送給大頭，說頭那么大只配吃個頭小的，結果，飯盒里剩下的全是成個兒有餡的，父親不住地說：自豪啊自豪，你們看看我女兒包的餃子多好啊多勻實??！仨人為一堆歪歪裂裂的餃子笑鬧不休。父親平反落實政策那年，兩位病友來家聚會，異口同聲地說還吃餃子，又提起當年我的“杰作”，哈哈笑個不停，說現在是真樂，當年是苦中作樂，多虧了父親的玩笑，仨人熬過了難熬的日子。
上小學時，樣板戲盛行，女孩兒們都喜歡留李鐵梅那樣的長辮子。我的頭發又黑又密又粗，長到腰間，我天天臭美地洋洋自得。有一次，市里要在我們學校搞文藝匯演，我擔任報幕員。那天一大早，父親說：“今兒我給你編辮子，你自己編得松，腦袋亂蓬蓬的，上臺不好看。”我站在立柜鏡子前，看他把梳子蘸了水，從上到下把頭發梳通，揪得緊緊的，編到下面他不得不蹲下，編好了，直起腰前后左右看，說不行還是不緊得重編，于是散開重編，如此反復幾回，就在系好辮繩起身的一瞬，他曾摔傷落下病根的腰突然扭了一下，疼得大滴大滴的汗，我抱著他的頭嚇壞了。“沒事沒事老毛病了，你轉過身去我看看辮子好看不？”我轉過去從鏡子里看到他一只手使勁按著腰一只手使勁扶著墻慢慢往起站，我的淚就落下來了。他強笑著：“傻孩子，這點兒事就嚇哭了？這要在戰爭年代還沒上老虎凳你就先招了，怎么當地下黨啊你！”他整了整我的頭發簾兒：“快去學校吧，報幕的時候聲音大點兒，讓我聽見。”學校離家很近，操場上的聲音常常傳到家里來。演出完我跑回家，父親躺在床上，母親說單位大夫來看過了，不讓動，得躺一些日子。我的眼睛又濕了。父親說你報幕時說“下一個節目是……”的“下”字聲音發劈了，不圓潤。我說那是為讓你聽見才使勁喊的。那天下午我讓姐姐陪我去了照相館，把辮子放到胸前照了一張相，然后就讓相館的阿姨把辮子剪了，回家我對父親說以后再也不梳辮子了。父親眼角滲出淚，把頭扭到一邊。好多年后搬家，姐姐寫信告訴我，在收拾父親的皮箱時她看到了裹在塑料袋里的我的辮子，是那天父親讓她去照相館找回來的，沒想到他一直留著。我想，父親是把辮子當成了他丟失過的愛女，怕再丟了找不回來。我為父親痛剪了它，父親為我珍藏了它。#p#分頁標題#e#
在那個年代，我曾為父親謎一樣的“歷史”背上沉重的“歷史包袱”，不料在我初中畢業那年，竟填了入團申請表，雖然還要報校團委審批，但是自豪自滿甚至是自負的神情，還是擋也擋不住地掛在了我和父親的臉上，父親覺得他的歷史再也不會影響女兒歷史地成長了。沒承想，未獲批準。理由是檔案中“家庭出身”的“地主”與我所填的“革干”不相一致，有欺騙組織之嫌。父親怒吼道，當年我提著腦袋干革命不是“革干”是什么？怒不可遏，闖入組織部，大有咆哮公堂之勢。當時出臺一個政策，對出身不好但1949年前參加革命的干部，其子女的家庭出身均可改為“革干”。組織部門及時將相關的文件轉發到我的學校，但校方疏忽忘記變更檔案，不宜入團的結論穩穩地橫在我的檔案袋里。那天晚上，父親帶我去了一家特有名的餛飩館，我問他是不是可以敞開肚皮吃，父親說咱們今天就一個字：吃！父女倆一下子干掉了六大碗，外加六個油酥燒餅。桌子上的胡椒面、辣椒粉、醋等各色調料均銳減一半。
自那以后，一直到今天，事不順心的時候，我的心里就涌起那年的那一刻，何以解憂？唯有餛飩。
我長大畢業了，分配到外地工作，“五一”回家，我對父親說我有男朋友了，父親問：對你好不好？我說好。怎么好？我說有一次散步累了想坐下歇會兒，他把錢夾給我墊著，走時忘記拿了，過后他說錢算什么，要是你的肚子受了涼那才算事呢！父親笑了，問他家是哪兒的？我說跟咱一個市。父親說你今天晚上把他帶家來吧，吃個飯。又問他愛吃什么，我說：魚。晚上，極少下廚的父親做了一大桌魚宴：紅燒鯉魚，干炸小黃花魚，清燉鯽魚……第二天，發現父親的臉上手上全是紅疙瘩，母親說，其實父親已經有好一陣子對魚腥過敏了，但昨天做魚他不讓別人插手。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我發現穿著白襯衫忙忙碌碌的父親，變成了一個氣定神閑、慈眉善目、身著寬松衫成天在家晃悠的老頭兒。他開始練書法，說是要“夏練三伏、冬練三九”，其實是待到三伏的大熱天兒和三九的大冷天兒才研墨提筆，太熱、太冷出不去，只好貓在家走“行草”。我常常取笑他如此的長性。
三年前，父親開始尿血。起先誰也不知道，后來母親從父親的內褲里發覺，全家驚慌。父親從容鎮定，說：“這點血算什么，大風大浪、槍林彈雨都過來了。”
查出癌癥。我們決定把病情鐵桶般地瞞著父親。身體受苦，不能讓他精神上再受苦。
那年父親78歲，醫生主張保守治療，中藥、西藥、秘方，有用的沒用的，只要是聽說治這個病的，全買，全往肚子里頭灌。父親似乎有所察覺，拒絕吃藥，拒絕去醫院，說：“別瞎忙了，我心里有數，該住院的時候我會去的。”一天，他突然打電話給我，問：“你家新居客廳的墻有多長？”我告訴了他，心里卻納悶。過不幾天，他寫了一張“心曠神怡”條幅送給我，讓我裱了掛在客廳，說：“心曠神怡者，心情舒暢、精神愉快也。”后來母親告訴我說，那是父親最后一次提筆寫字。
父親住院了，他不知道癌細胞正在迅速地吞噬著他的身體。醫生為他做全身“加強CT”。他躺在掃描室，我和哥哥隔著玻璃門看著電腦里掃出來的即時圖像，醫生說有亮點的地方就是癌塊。掃過大腦，有亮點；肺，有亮點；腹部，有亮點……CT在一點一點往下掃，亮點也在一閃一閃地往出跳，醫生說，這樣的癌塊很痛，老爺子受罪了。我的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又不敢擦，生怕被玻璃門內父親眼睛的余光所發現。忽然，我看到父親的雙腳在一勾一勾地動，那是他強忍著疼痛有意逗我開心。以后他從沒當著我的面喊過痛。
他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散步的腳步越來越慢，需要人攙扶，下不了床，翻不了身，后來只有胳膊和手能夠動彈。他哆嗦著要下床，掙扎著不要扶，顫抖著自己走路……每一階段身體狀況的下滑都伴有那么多的不甘和無奈，都伴有我那么多的心酸和無助。
不間斷地輸液，使父親的雙手浮腫青紫。我買來一個小毛絨玩具兔，白白的，軟軟的，那是我的屬相。我讓父親攥在手里。父親非常喜歡，整天捏在手里，醫生護士都好奇地問是誰給你的呀這么珍貴，他笑而不答。他對我說：“‘小白兔白又白，兩只耳朵豎起來；見事不好要躲開，莫傷別人莫傷己。’這是老爸為你做的《新編白兔歌》，要記住。”
一天，父親叫我，我俯身床前，他艱難地抬起手緩慢地無聲地撫摸著我，先是額頭，然后眼睛，然后雙頰，然后鼻、嘴、肩膀和胳膊，最后握住手，大滴大滴的眼淚躲過他尖削的顴骨順流而下，流到枕頭上。這是我頭一回看到父親流淚。我強忍著劇痛，笑對父親：“毛主席教導我們‘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老爸你教導我們‘心曠神怡者，心情舒暢、精神愉快也。’”父親哽咽，說：“老爸還有一句：出遠門，必紅衣！”那天，我把沾滿父親淚水的枕巾和著我的淚水在水房里拼命地搓呀搓。淚水無價，但此刻我卻不愿保留。
父親飯量越來越小，昏睡越來越長。一天傍晚，我在家突然感覺心慌難受，馬上打電話到病房問病，母親說父親一直在睡，不吃東西。我急了：“你叫醒他、叫醒他，別放電話，我要聽見你叫醒他。”我擔心父親昏迷。母親開始叫父親，說寧寧讓你吃飯，醒醒！寧寧讓你醒醒，吃飯！一會兒，我聽到兩聲“啪啪”的扇子開合的聲響，我的心這才一松，掛斷了電話。父親常說生命在于運動，只要能運動生命就不會停止。到他最后僅有兩只手能聽他指揮的日子里，他為自己找到唯一的運動方式，就是讓檀香扇在雙手之間開開合合。這一開一合的聲音在女兒聽來，堪稱世界上最動聽的音樂。
萬萬沒想到，這一次，卻是父親用盡僅存的一絲氣力為自己奏響的安魂曲。六小時后，父親去世了。我把他的檀香扇留在我的手里，把我的小毛絨兔放進他的骨灰盒。
辦完父親的后事，母親拿著一個小鐵盒，里面是100元100元的鈔票，她強行塞給曾經幫助過父親的朋友們，說“這是寧寧的一點心意，謝謝你們對她爸爸的好！”事后，我奇怪，問母親怎么回事，母親說：“你這些年給爸爸過生日的錢他都沒花攢在鐵盒里，臨走時說那里面一共有3000多元，讓我用你的名義謝謝照顧過他的好心人。”#p#分頁標題#e#
父親終于撇下我去了，舐犢情深的日子再也找不回來了，一個個困擾我一生的謎底永遠永遠地被他帶走了。
父親在時，我不便探問底細，仿佛對于父親不愿意公開的事好奇的追問是一種罪過。父親走了，我才醒悟到自己對父親的陌生。我自責對父親特殊的心靈理解了多少。父親走了，他又回來了，夢里，我問父親：為什么對自己的光榮歷史秘而不宣，對文革的冤情淡然一笑；為什么叮囑我謹慎筆墨，“見事不好要躲開”；為什么讓仨子女“不要當知識分子”；為什么靈魂升天、永別時刻唯獨拒不見我，且千方百計不讓我見？
父親把愛滲透到女兒生活中的一點一滴，而女兒體味他的僅僅是難忘的氣味。我愛父親，卻始終解不開父愛之謎直到永別！多么深不可測的父愛啊！我很幸福，我又很痛苦！
天漸漸地熱了，中午的作息時間延長了。我把父親的躺椅和褥子搬到我的辦公桌旁，每天午休時躺在上面，總能感受到父親的氣味。我不由自主地想，父親走的時候是什么樣子，他告別這個晨曦微露的世界時，最后的一瞥，是否看到了正在安然熟睡的愛女？那是他對女兒最后的保護。
那年我丟了，父親找到我；而現在，父親丟了，我卻找不到他。父親沒了，以后還有誰能把我再找回來呢？
(文/郝衛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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