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 年5 日，劉少奇在湖南省寧鄉縣農村調查時看望鄉親們
“國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務員。”這是劉少奇一生勤政的座右銘。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他一心為民、甘做公仆，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勤務員。他深知，所謂的權力和官職都是人民給的，它只能為人民謀利益。因此，他對于人民群眾總是滿腔熱情，首先想到的是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注重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和利益幸福，凸顯了一個領袖愛民、親民、為民的正確態度。
“這不是反革命事件”
1957 年2 月18 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劉少奇登上沿京廣鐵路南下的列車。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對1956 年下半年以來某些地區出現的工人、農民、學生“鬧事”問題（即現在人們通常所說的“群體性事件”）進行調研。他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他們為什么鬧事，如何才能使他們不鬧或少鬧，對那些鬧事群眾究竟要采取什么政策。
一到河南新鄉，劉少奇一行就聽說該地發生了一件非常嚴重的“反革命事件”：一個小工廠100 多名職工參加了罷工鬧事。從北京陪同劉少奇來視察的工作人員對此也議論紛紛，都認為這還了得！不少同志還義憤填膺地發表看法說：“在我們共產黨領導下 的社會主義社會里，這些工人怎么能像對待壓迫、剝削他們的資本家那樣搞罷工鬧事呢？我們堅決不答應！”
劉少奇卻沉著冷靜、不急不躁，聽了有關領導對此事的詳細匯報后，他還是那樣，沒有立即表態。那幾天，陪同劉少奇下來的秘書劉振德發現，劉少奇除了多次找與此事相關的干部、參與罷工鬧事者的代表及一部分群眾座談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之外，總是坐在椅子上或站在車窗前抽著煙，苦苦思索著。有一天，他終于表態了，而且擲地有聲、振聾發聵：“這不是反革命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有一家國營小工廠，因為縮減了任務，上級領導在沒有征求任何人意見的情況下，就決定調100 多人到一個集體所有制的五金生產合作社去做工。工人們對這種做法本身就很有意見，加上在具體實施時又簡單粗暴，對工人不能一視同仁，以遠近親疏決定工人的去留；對由全民所有制轉為集體所有制后的工資、福利待遇等問題，又沒有妥善處理，使職工切身利益受到了損害；思想政治工作又不深入細致地去做，就連黨團員、骨干分子也想不通，牢騷滿腹，怨聲載道。于是，工人們一氣之下一哄而起便鬧開了。
劉少奇經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之后，終于對這件事下了結論。劉少奇對工作人員說：“你們議論這是反革命事件，就是因為沒有剝削和壓迫了，工人不該罷工鬧事？這樣看問題未免太簡單了。即使不存在剝削和壓迫，也還會產生新的問題，我們的社會中還存在著很多的官僚主義，還存在著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我們是執政黨，如果我們不能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那么就會逐步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我們就有垮臺的危險。比如對這100 多名工人，如果我們采取穩妥而慎重的步驟，把該給大家講清楚的都講清楚，包括工資、福利待遇和工作性質等等問題，同時要秉公辦事，不分親疏，一律平等，要有的放矢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還要發揮黨團員的模范帶頭作用。我想，這樣做了，職工們一定會理解國家的難處，一定會顧全大局，服從調動的。可我們的同志卻沒有這樣做，把人家的收入減少了，福利待遇變差了，工種改變了，你還不給人家講清楚，還采取強迫命令的高壓手段，這樣還不把矛盾激化了？！”
劉少奇雖然宣布要推翻這個案件的錯誤結論，但他并不認為“我的一句話就能使此案圓滿結束”。他告訴工作人員：“原來用簡單的辦法定了案，現在我們不能再用簡單的辦法結案。原來被定為‘反革命’的一方，一直想不通，要求平反；現在參與定性的一方，也會想不通。他們也不是壞人，而是在復雜的人民內部矛盾面前不自覺地犯了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錯誤。”
解鈴還需系鈴人。于是，劉少奇把參與處理此案的干部找來，做了深入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針對這些干部怕背上犯了錯誤的包袱、再無法在這里工作的顧慮，劉少奇首先耐心講了人民內部矛盾的復雜性和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嚴重后果，比如此案不予平反的后果，然后劉少奇又開導他們說：“能勇于承認錯誤和改正錯誤的干部，定會贏得群眾更大的信任，實事求是地作自我批評，不會降低我們的威信，只有認真吸取了經驗教訓，將來我們才會把工作做得更好。”
劉少奇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思想工作和循循善誘的耐心開導，終于打消了這些同志的一切顧慮，他們圓滿地為此案平了反，得到了職工群眾的理解和諒解，贏得了職工群眾的信任和擁護。
提筆寫下“勞動萬歲”
劉少奇習慣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一有機會就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去勞動實踐，跟大家打成一片。他常說，經常參加一些體力勞動，不僅能夠鍛煉體格、增長知識，還能增進同勞動人民的感情與友誼。
1958 年5 月，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期間，中央決定組織與會的中央委員們到十三陵水庫工地參加一次義務勞動。
5月25日， 劉少奇穿著一身粗布衣，戴著一頂舊草帽，腳蹬一雙圓口布鞋，同毛澤東以及其他中央領導同志，乘一輛公共汽車來到十三陵水庫工地。
他們剛一下車，就被工地的勞動者們發現了。頓時，工地上響起了一片歡呼聲。大家自發地讓出一條路，夾道歡迎。
中央領導同志在水庫指揮部的會議室里參觀了水庫模型，聽取了水庫總指揮的工作匯報。
這時，總指揮指著已經準備好的筆墨紙硯，誠懇地請求道：“為十三陵水庫題個詞吧！”
毛澤東站在展開的宣紙前，略作沉思后，一揮而就，寫出了“十三陵水庫”5 個大字，周圍爆發出一陣熱烈的掌聲。
接著，輪到劉少奇寫了。他想了一下，問站在身后的周恩來：“萬歲的歲簡化字怎么寫？”
周恩來用手指在桌子上比劃著說：“山字下面一個除夕的夕字。”劉少奇“噢”了一聲，提筆寫下了“勞動萬歲”4 個字。走出指揮部，劉少奇扛著鐵鍬，走到小孤山下，同民工們一起干開平土的活兒。
領袖的到來，使民工們興奮不已，他們的勞動熱情高漲，干勁更足了。
休息時，劉少奇看到突擊隊員們在打夯，就邁開大步走了過去，說：“我也算一個好嗎？”突擊隊員們高興極了，放下夯繩熱烈鼓掌：“好啊！歡迎！歡迎！”劉少奇說：“你們剛才喊的打夯號子很好聽，喊著號子干活可以感到輕松，又能步調一致，咱們再喊起來吧！”
說著，他拿起夯繩，和大家喊著號子，賣力地打起夯來。
一會兒，下起了小雨，隊員們勸劉少奇趕快去躲雨。劉少奇拒絕說：“你們戰勝了冰天雪地，現在下點雨算什么？！”
就這樣，在震耳的口號聲和歡呼聲中，劉少奇冒著雨和群眾一起堅持到勞動結束。
“買一張硬座票就可以了”
1958 年7 月12 日， 劉少奇從天津視察完以后準備乘火車去濟南考察工作。身邊工作人員要為他安排專列或加掛包廂，但是劉少奇不同意。他說：“我不坐專列，也不要掛包廂，買一張硬座票就可以了，和群眾一起，還可以順便了解些情況。”工作人員只好照辦。
就這樣，當天晚上劉少奇登上了天津開往濟南的15 次列車，在這列火車的倒數第三節普通硬座車廂里坐了下來。細心的列車員在倒水時發現了他，不由得驚呼起來：“您，您不是劉委員長嗎？”
劉少奇笑著同列車員握手，說：“你好，你辛苦了，我搭你們的車到濟南去。”
又有誰會想到，劉少奇能坐硬席車呢？一時間，旅客們興奮地圍攏過來，爭著與劉少奇握手、問好。
旅客中有江西省都昌縣農業考察團的同志，劉少奇向他們詳細詢問了都昌縣的自然地理及生產等情況，又問參觀有什么收獲。大家做了回答，還表示一定要向先進單位學習，克服困難做好工作。劉少奇說：“對，你們不要怕困難，有困難就要克服它，不會的東西要學會它。”
劉少奇心情十分愉快，接著又與一幫青年學生熱情地攀談起來。問他們家住何處、學習怎樣、畢業后打算干什么。學生們七嘴八舌，爭先恐后地回答，劉少奇和藹地說：“你們正當年輕，要做一個好學生、好青年。要開展勤工儉學活動，經常參加勞動，比如，農忙時到農村幫助社員收割、插秧。”說著，他還給學生們做插秧的示范動作，車廂里充滿了輕松、歡樂的氣氛。平易近人的劉少奇同群眾的談話直到次日凌晨。列車到達濟南，劉少奇才笑著同大家握手告別。
“解決首都滅蠅難題”
1958 年12 月，全國農業群英會在北京召開。當時首都北京擁有數百萬人口，每天有大量的糞便要處理，孳生的蛹蛆變成蒼蠅到處活動，嚴重地污染環境，傳播疾病。北京市政府曾動員居民早春時到近郊挖捕蛹蛆，后改用藥物滅殺，卻始終未能解決這個老大難問題。劉少奇聽說孫喜能夠利用糞便高溫發酵殺滅蛹蛆，喜出望外，點名要見見這位大糞專家。孫喜，河北豐寧縣南辛營大隊大糞專業隊長，因發明大糞高溫發酵殺菌的科學方法，使南辛營村種的玉米畝產達到600 多公斤，這個產量在全國當時是罕見的，因此獲得“大糞專家”美稱。
12 月20 日下午，群英會剛結束，一輛小轎車把孫喜接到了中南海劉少奇的辦公室。一見面，孫喜還覺得怪拘束的。他心里想這是自己一生中受到的最高規格的接見，自己作為一名掏大糞的社員與國家領導人之間實在是距離相差太大。
見到孫喜緊張的神情，劉少奇馬上意識到也許談他的工作更能促發他的談興，于是便切入正題，問他：“大糞高溫無害化處理都有些什么好處?”果然，一提到“大糞”，孫喜便滔滔不絕，從搞大糞高溫無害化處理的起因到具體做法再到實際效果，一一道來。“大糞高溫發酵達60 攝氏度就能全部殺死蛹蛆。”談到關鍵處，孫喜做起了手勢。“要真是這樣，那不僅解決了首都滅蠅的難題，對全國的講衛生除四害運動也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啊!”劉少奇還在刨根問底：“達到60 攝氏度要幾天? ”孫喜滿有把握地回答：“3 天。”劉少奇頗有熱情地建議：“那我們做一次試驗好嗎? ”“當然好呀! ”
現場選在全國勞動模范掏糞工人時傳祥所在的北京近郊大糞場。23 日這一天，劉少奇與孫喜同乘一輛小轎車抵達現場。一路上，大家談笑風生。劉少奇再次問: “3 天大糞高溫發酵到60 攝氏度不會是吹牛吧!”
“那就用您的這支鋼筆來打個賭吧!”孫喜指著劉少奇胸前的那支鋼筆，自信地說。“好，那就一言為定!”劉少奇說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車到現場，只見北京市各級衛生管理部門的干部和糞場工人已站得滿滿的，都在等候著一次非同尋常的試驗表演。“預備，開始!”隨著孫喜一聲令下，時傳祥領著糞工首先砌起了船式高溫發酵爐。劉少奇站在人群中，聚精會神地觀看著，并不時地拿起鐵鍬往爐里添幾鏟大糞。按照孫喜的指點，很快一座1 米寬、1 米高、6 米長的發酵爐壘成了。劉少奇的一身也汗濕了。
3 天后，劉少奇又一次來到試驗場察看效果。果然，溫度計的水銀柱上升到60.3 攝氏度，糞里的蛹蛆全部殺死。試驗成功了，人們都報以熱烈的掌聲。劉少奇也激動得緊握孫喜滿是老繭的雙手，連連稱道：“你是專家! 你是專家! ”
回到住地，劉少奇真的贈送給孫喜一支英雄金筆和一套《毛澤東選集》，并風趣地說：“你說話算數，我也不能賴賬呀!”并希望他努力學習，繼續進行科學研究，爭取在農業技術改造上做出更大貢獻。
“你的困難己經請有關部門協助解決”
劉少奇十分重視人民的來信來訪，對于人民群眾給中央寫信、到北京告狀甚至出墻報、鬧事等現象，他表示理解，大度而科學地處理，而不是一味粗暴簡單地上綱上線。
如1956 年秋冬，由于國內社會主義改造的急促，加上經濟建設上未能完全克服的冒進，使經濟和政治生活出現一些緊張，造成一些地方的學生、工人、復員轉業軍人、農民，因升學、就業和安置等方面遇到困難，而給中央寫信、上訪，甚至發生了罷課、罷工、請愿、鬧退社風潮等問題。對這些問題，他說：“站在領導的地位，社會上一切不合理的現象，一切沒有辦好的事情，領導上都有責任。人民會來責問我們國家、黨、政府、經濟機關的領導人，而我們對這些問題應該負責任。”劉少奇親民愛民的可貴之處，還在于他對人民來信的合理要求能夠認真對待，并敦促有關部門落實解決。
1958 年冬，學生韓東云本來由于其父患腦溢血突然病故，家中經濟拮據，在同學們的資助下，才得以參加高考，被唐山鐵道學院錄取。誰知入學后其母又病危入院，為支付醫藥費，債臺高筑。在萬般無奈之際，他終于鼓足勇氣給劉少奇寫了一封信，反映情況。
信中說：“……大學生活剛剛度過兩個月的我，被迫回家照料母親。經多方求醫，母親的病仍不見輕，家中生活越來越困難。當我母親病危入院時，我和弟弟把家中能賣的東西全部賣掉，才湊了五六十元錢，僅夠動手術的輸血費。于是，我只得整天四處奔跑告借，晚上，坐在寒冷的房間里默默地流淚……我是多么希望能順利地讀完大學，為國家多做一點貢獻啊！萬般無奈之際，我才鼓起勇氣寫信給您。劉主席，就請您給我指個生活方向吧，告訴我該怎么辦？”
劉少奇看到此信，深情地反復讀了幾遍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動情地沉思起來：人民有困難，我們有責任，我們要盡一切可能幫助他們，使他們渡過難關，感受到黨和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溫暖。
想到這里，劉少奇坐到辦公桌前，提筆給韓東云寫去一封回信：來信收到，你的困難己經請有關部門協助解決。務必不要失學，繼續在唐山鐵道學院攻讀。連續幾天的陪床，韓東云已是筋疲力盡。在大夫的再三勸說下，他才拖著沉重的雙腿走回家。不料，一進門，鄰居大娘就給他送來一封信，只見大大的信封上清晰醒目地印著：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他讀完信后，驚喜不已，熱淚盈眶，忘了疲勞和饑餓，馬上激動地跑回醫院將這一喜訊告訴了母親。這一家人終于有救了！
在劉少奇的過問下，有關部門在經濟上和生活上給了韓東云一家很大的幫助。一年以后，韓東云的母親身體痊愈，韓東云也重返學校順利地讀完了大學。
這一切，與劉少奇的親自關懷密切相關。
“應該首先搶救人民”
1960 年4 月，劉少奇乘坐一艘中型客輪，出三峽，考察了葛洲壩壩址后，沿江而下。那天晚上，剛過宜昌，突然碰上難以預料的龍卷風，頓時風吼雨至，濁浪驚空，輪船劇烈地顛簸搖晃起來。在探照燈的光柱下，江上的小船陡然躍起，又被大浪壓下去。這突如其來的風暴使所有的人驚慌失措，小木船上的人叫喊著，落水者一再呼救。輪船上的人們議論紛紛：有人說必須快去救人；多數同志認為，輪船偏離航道有危險，上級給他們的重要任務是保證國家主席的安全，只能迅速通知其他過往船只來救。正在艙內批閱文電的劉少奇知道這些情況后，當機立斷地說：“就因為是國家主席坐的船，更應該首先搶救人民！”
船員們見劉少奇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立即奮不顧身投入到這場救人的搏斗中。經驗豐富的老舵手把穩航向，克服浪濤的推力，讓船側身擦過淺灘；水手們用鏈索把自己固定在船欄上，探身舷外，把落水者拉上甲板。
艙里，劉少奇不安地站起身，走到舷窗前。外面，令人目眩的探照燈正在四下掃射，巨濤像矗立的墻壁咆哮著滾來，重重地摔在甲板上，浪沫如箭一樣射來飛濺到窗上。江面上一只只小木船像是飄蕩的樹葉。
劉少奇又命令為小船擋風。輪船橫在江心，截住木船，用纜繩牢牢系住……
清晨，風停雨過，江面上又恢復了平靜，大家都松了一口氣。兩個被救者下船時激動地握住船長和水手們的手，流下了行行熱淚。纜繩解開了，小船也一條條散去，上面的人們望著客輪漸漸遠離，不停地揮手致意……
“要像母親愛護子女一樣來關心群眾”
1961 年，黨中央為解決“大躍進”以來的嚴重問題，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劉少奇作為在一線主持工作的黨中央副主席和國家主席，擔當起組織調整國民經濟的繁重任務。為此， 從1961 年4 月1 日至5 月15 日，劉少奇回湖南搞農村調查。
對劉少奇的這次回鄉調查，湖南省委嚴密地布置了安全保衛工作并安排了小轎車陪行。但劉少奇知道后嚴肅地說：“這次回鄉調查一定要采取過去打游擊的辦法，一切輕車簡從，只要一輛吉普車，一定要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出現。”
劉少奇說到做到，身體力行。
4 月2 日，一輛再普通不過的吉普車載著劉少奇開始行駛在他考察湖南農村的路途上。坑洼不平的鄉間小路泥濘不堪，吉普車在雨里艱難地前行。這輛吉普車立下了汗馬功勞。44 個日夜，他有33 天在田間奔走，走訪了寧鄉、長沙、湘潭各地10 多個生產大隊，累計行程達4000 多公里。他親口嘗過農民充饑食用的野菜、糠粑粑，親身感受過農民生活的艱難困苦。正因為這樣，他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劉少奇在湖南農村視察結束前，又抽空回到離別幾十年的老家炭子沖看望鄉親。寧鄉縣花明樓區委聞訊后高興地準備了12 間房屋來做接待室。然而，劉少奇沒有驚動任何人，晚上靜悄悄地直接走進了炭子沖。同樣地，他也沒驚動村里的干部，就宿在他青少年時代與母親同住的舊屋里。這是一間極其簡樸、面積不大的房子：小窗子下面放著一張舊書桌和一把舊木椅子，還有一張陳舊的木床與一個老式洗臉架。
劉少奇在家的7 天是最忙的7天。他說：“要想了解真實情況，探親是一種調查研究的好方法，親友們一是不怕你，一是信任你，可以對你說真話。”翌日一早，他就頭戴草帽，腳穿布鞋，到田間地頭和鄉親們拉家常去了。問生產怎樣？生活如何？黨的政策有什么問題？等等。這7 天，他幾乎天天深入群眾，訪貧問苦，調查研究。
期間，劉少奇再三指示不要開放他的舊居，不要辦紀念館。他說：“要辦就把毛主席舊居和陳列館辦好，我的房子都讓出來給群眾住。將來群眾砌了新房子，比這里好，群眾不愿住了再說。”當時有的干部顧慮讓社員住，養豬養雞的搞臟了怎么辦？外國人來參觀怎么辦？劉少奇說：“不請就是啦！實在要來，那就不要嫌亂！”有人又問：“來了怎樣招待？”劉少奇笑著說：“來了，兩碗開水。”說得在場的人都笑了。
劉少奇處處為群眾著想，要求干部也是這樣。他離開舊居，來到縣城，也沒有住為他安排的招待所，而是住在了縣委的電話會議室。當晚，劉少奇和縣里的干部們交談時，對縣委書記語重心長地說：“我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為人民謀利益，人民受了這么多苦，我們要為他們分憂啊！”劉少奇還風趣地對縣長說：“縣長嘛！就是人民的父母官，就要像母親愛護子女一樣來關心群眾。”接著，他和縣委書記及縣長等一起研究制定了改善社員住房的三條措施，并要求連夜打出文件，第二天發出。
次日清晨，縣委書記正準備將文件送給劉少奇審閱時，劉少奇已派秘書來取了。劉少奇看完文件，立即作了批示。
“有便飯就行了”
新中國成立以后，劉少奇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要到工廠、農村、學校等調查。他經常以普通群眾的身份，深入到人民群眾當中去。每次外出，他都要告誡身邊的工作人員做到出差“四不準”：不迎送，不請客吃飯搞鋪張浪費，不收別人禮物，參觀時不搞前呼后擁的陪同。尤其是在我國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劉少奇為了與群眾同甘共苦，首先帶頭不吃肉和蛋類食品。每次外出視察，他都對身邊的工作人員不厭其煩地諄諄教導說：“無論到哪里，先要同地方的同志講清楚，不能搞特殊，要注意節約。”
有些地方負責人為了中央首長的身體健康，送來一些副食品。劉少奇要工作人員堅決退回去，實在不能退的就按價付款。他每次開會和出差，總是自帶茶葉和香煙，不用公家的。即使招待外賓，他也不抽公家安排的進口煙，只抽自己帶的前門牌香煙。
1964 年7 月，劉少奇到濟南了解情況。中午，招待處的同志準備了一桌豐盛的宴席。
劉少奇見狀，臉色冷峻地對招待處的同志說：“你們搞這一桌子，夠農民吃好幾天了，快退回去吧！以后不管哪一級來人，有便飯就行了。”在劉少奇的堅持下，服務員把酒席撤了下去，換上便飯，劉少奇這才高高興興地進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