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淄博日報-淄博新聞網】
博山千年古道的轍痕
博山山水相間，道路大多是沿河而行。當年焦裕祿就是沿著這條岳陽河進城。
淄河邊的牌樓
如今的博山稅務街正在打造成為黨史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博山老城西圩殘存的一段古城墻和城門。
焦玉星（中）告訴記者，這里，是少年焦裕祿與小伙伴們經常走的地方。
淄博新聞網訊（全媒體記者 董振霞 李可孝 劉淼 楊靖 通訊員 焦玉星）國難與家仇，堅定著焦裕祿追求光明的心。在一戶民宅里，他以極為秘密而又簡樸的儀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投入民族解放的洪流。
因戰亂和家境貧困，高小畢業后無法再繼續讀書的少年焦裕祿，無言地扛起了家庭的重擔。山路坎坷，即使是母親做的千層底鞋再厚，他也感受到了腳下荊棘扎著腳心的刺痛，那種又麻又痛又不甘心的痛楚，讓行走中的焦裕祿痛苦又掙扎。
“想個法子，擺脫這種生活”一定在那時候的焦裕祿心中生了根發了芽，所以，他一路艱難跋涉，卻一路向著光，向著“為勞苦大眾幸福”而努力奮進。
聽說鬼子投降，想著家鄉博山也一定解放了，逃荒在外的焦裕祿立刻從江蘇宿遷回鄉，參加了村里的民兵隊伍。歷盡磨難屈辱的青年焦裕祿，在黨的領導下，他不知疲倦地工作著，逐光而行。
在一個波瀾壯闊大時代，焦裕祿選擇了革命，革命也選擇了焦裕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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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亂，破碎山河度死生
“歷史上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用魯迅《無聲的中國》里的一句話來形容焦裕祿生活的那個時代，無比貼切。
焦裕祿的成長路上，遍布荊棘坎坷。焦守云在《我的父親焦裕祿》中回憶說，退學后，有一段時間，家境艱難，少年焦裕祿也不得不跟著村里的大人，推著獨輪車進城運油，回來捎煤，早早開啟了艱辛的成人生活模式。
獨輪車成為那個年代人們謀生的獨特印記。焦裕祿的家鄉三面環山，道路多為石板路或山路，手推車是當地人勞動的主要工具。它用硬木做成，笨重且易傾覆，推獨輪車不但是技術活還是體力活。
7月14日，采訪中的記者曾沿著岳陽河一路向前，走焦裕祿當年走過的路。叢林染綠，雨后的岳陽河十分清新。當地村民說，當年，這里沒有路，人們進城需沿河走河灘路，一路坎坷，溝溝壑壑不好走，徒步進城比走現在的大路需多走十多里路。少年焦裕祿從這里步行進城，推著獨輪車做生意，也接受新鮮事物。
“父親的這項技能，此后在支前運糧中得到了很好的發揮。”焦守云說，在她的記憶里，每次祖母帶著她去外地看望父親，都是大伯用手推車把兩人接送到火車站的，大伯還教她推車的口訣。焦裕祿第一次推車進城，大人也是這么教他的吧！山路上，起步趔趄的少年，走著走著身影就堅定了起來。
家境艱難，北崮山村的村民除了種地，還要學會多種營生才能勉強維持生活。焦家也不例外。少年焦裕祿除了跟隨大人推車進城運貨，還和同伴到煤窯挖煤。巷道狹窄，挖出的煤只能用簍子背著爬運出來，塌方、瓦斯爆炸隨時都可能發生，挖煤的人常常早上去了，晚上就再也回不來了。謀生路上，焦裕祿不止一次遇到難越的溝、難過的坎。
一定也是哭過的吧，但又不得不咬牙堅持了下來。在焦裕祿的干部情況介紹里，那段艱難的歲月被他一筆帶過。1940年至1941年，十七八歲時，博山大旱，家鄉收成不好，日偽苛捐雜稅嚴重，焦裕祿與父親開始賣菜賣油，也打鍋餅賣。村里一些老人還記得，村西頭人流較多的崮山橋頭，焦裕祿就在那里擺攤。溫和的少年，笑著跟路過的鄉鄰打招呼，面前的小攤上，有油，有菜，有時候也有鍋餅。
1941年，父親去世，家里失去頂梁柱。剛成年的焦裕祿又面臨生活的嚴峻考驗。
“當時崮山（孤山社）幾股勢力膠著，既有鬼子的據點，也有農民自發組織的如‘紅槍會’，還有共產黨的地下抗日組織。”多年研究焦裕祿的博山區委黨校教師宋杰說，“焦裕祿當年聽說，東山里有共產黨的抗日隊伍。日本鬼子嫉恨共產黨，到處抓捕進步民眾。”
焦守云也回憶說，當時，跟父親一起被鬼子以“共產黨嫌疑”抓走的人不少。牢房逼仄狹窄，關了二三十個人，每天夜里都有死人被抬出去，扔進了城外青龍山上的“萬人坑”，也不斷有人被關進來。
從盛夏七月至嚴冬十二月，從博山至張店，再到濟南和撫順，焦裕祿經歷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時刻。這段煉獄般的生活，成為焦裕祿人生路上最深刻的烙印。那時候的屈辱和艱難，他從來都沒有忘記過。后來，工作時，無論是在演講中還是宣傳黨的政策時，他都經常會提到這些親身經歷。
焦守云回憶說，2014年，在河南洛陽，她偶然遇到一個父親早年的老同事，已80多歲的老人家，還清楚地記得焦裕祿跟同事們說起當年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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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黨，心中從此有了光
幾經周折，1943年7月初，在一位好心同鄉的幫助下，焦裕祿得以從撫順返鄉。焦裕祿無比珍惜自由的時光，但適逢亂世，這樣的愿望十分奢侈。1943年8月，寧可全家一起餓死也不愿當漢奸兵的焦裕祿，攜妻兒被迫逃離家鄉，逃難到了江蘇省宿遷縣，直到1945年秋，日本宣布投降，才回到了家鄉。
焦裕祿在干部情況介紹中說，那年秋天，回到家鄉時，博山縣城還未解放，但人民政府已建立，領導群眾反奸訴苦，支抗解放博山城，村里民兵也成立了隊伍。北崮山也有黨組織，村民焦方開就是共產黨員，也是民兵隊長。在他們的影響下，焦裕祿主動要求加入了民兵隊伍。
1945年日本投降后，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新解放區開展了清匪反霸、控訴與清算漢奸和特務等斗爭。“摧毀舊政權建立新政權特別是土改運動的開展，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政治覺悟，父親就是在那樣的大時代背景下加入了革命組織。”焦守云說，當時的解放區把民兵工作當作根據地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
參加了民兵隊伍的焦裕祿，在開展與國民黨軍的邊沿斗爭行動中，表現積極，親身經歷過苦難的他，十分珍惜這段雖貧窮但自由的好時光。這個優秀的青年也被黨組織選中。
焦裕祿在干部情況介紹里說，1946年1月，民兵隊長焦方開及在村里領導工作的區委組織委員焦念文，將他叫到一戶村民家，在一間閑房內，他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那年焦裕祿24歲。
“那時，入黨是絕對保密的一件事，也未舉行儀式，只是黨支部書記李京倫念了下黨章和幾遍黨員教材，介紹了下誰是黨員，告訴我候補期為三個月。”焦裕祿在干部情況介紹中說，從此，他成了一名共產黨員。
在北崮山村一條狹窄的小巷里，記者找到了焦裕祿當年入黨的房子。普通的北方民居，住著一戶村民，早就不是當初的模樣了。小院相鄰的院子里，72歲的村民孟兆明說，現在，這里經常會有人來，焦裕祿入黨的房子成了人們尋找英雄足跡的圣地。他也不斷給人家講述著當年偶遇焦裕祿的情景。
家國離亂，山河破碎，在那樣的大時代背景下，焦裕祿的人生道路歷經波折，但他卻一直意志堅定，心向光明。
“那時候，知道共產黨真心為民辦事，焦裕祿也在各種活動中積極響應，起到了帶頭作用。”宋杰說，苦難磨煉了焦裕祿的意志，現實也讓他更加堅定了一路跟黨走的信念。焦裕祿在干部情況介紹里說，自己知道共產黨對窮人好，也認識到自從共產黨來了自己才有了出路，因此，入黨后的他更是發誓要好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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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鐵流滾滾亦從容
1947年，未滿25歲的焦裕祿被任命為博山縣八陡區武裝部干事。當年的老民兵隊員還記得，焦裕祿加入武裝部后，工作十分積極。焦守云也回憶說：“作為最基層的民兵，父親多次接受偵察向導的任務，摸清了敵情，有力配合了主力部隊作戰。”
由于善于學習，工作成績十分突出。1947年6月，博山縣武裝部調焦裕祿去華東軍政大學學習，但因敵人進攻，軍大被迫轉移，焦裕祿一行20余人輾轉到臨朐縣。他們找到魯中區黨委招待所，跟隨招待所參加了南麻臨朐的戰斗，又跟招待所隨華野八縱從桓臺縣輾轉高青縣渡黃河到了渤海軍區。焦裕祿在干部情況介紹中說，他被分配到商河縣做土改復查。“當時的大隊長是段錦州。”
當年8月，當地的區黨委安排焦裕祿所在的工作隊集中受訓，經三查三整后，編為魯中南下干部大隊。10月，焦裕祿作為南下干部，隨軍南下。
焦裕祿當年的一些南下戰友在回憶錄里，也描繪過那時的情景。南下路上，負重前行，焦裕祿總是幫別的同志背背包、槍支、糧袋。行路艱難，很多人腳上起了血泡，情緒低落，為了鼓舞士氣，焦裕祿所在的淮河大隊成立了一支宣傳隊，多才多藝的他成為首選。
在路上，宣傳隊抽空排演了歌劇《血淚仇》，一路走一路演，這是當時的流行劇目。講述河南農民王東才一家的悲慘遭遇。焦守云在回憶錄中說，父親他們排演得非常認真投入，有一次公演的時候，十里八鄉的鄉親們都來了，還有一支解放軍隊伍，臺下黑壓壓一片，有上千人之多。演出效果出奇得好。演主角的焦裕祿表現出色，被時任豫蘇皖邊區黨委副書記章蘊相中，將本來開赴大別山的南下隊伍留在了當地。焦裕祿南下的步伐也停留在了賈魯河畔。
焦守云說起父親當年的革命道路，曾回憶說：“作為一個極具代表性的山東農民，父親經歷了那個時代躲不過去的各種壓迫和折磨。他后來走上革命道路，成長為優秀的共產黨員，被推崇為共產黨人的楷模，是有一個過程的。”
南下的路，一路曲折、艱難，但焦裕祿走得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堅定而從容。
焦守云說：“父親最后的工作是在蘭考縣委書記的職位上。他離開蘭考50多年了，人民一天也沒有忘記他。”
編輯：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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